陈思和:巴金晚年著述中的信仰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7 次 更新时间:2020-01-11 08: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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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  

   巴金先生曾经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爱我棋牌_[官网入口]但是在他的晚年,这个“信仰”是否还在悄悄地起着作用?这个问题巴金生前没有给予准确的回应。在他晚年著述中,取而代之的是一再出现的“理想”“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等说法,核心词是“理想”。那么,巴金早年的“信仰”与晚年的“理想”是否可以重叠?“理想”在巴金晚年构成什么样的意义?

   要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巴金生前几乎拒绝回答研究者有关信仰的询问,有意识地规避了任何可能引起质疑的话题。但是,这种有意识的规避,似乎又透露出巴金并没有真的把这个在“文革”中曾给他带来过灾难的话题轻松放下,反而成为他越来越沉重的精神负担。爱我棋牌_[官网入口]弥漫在他晚年著述的字里行间挥之不去的精神痛苦,假如仅仅在世俗层面上以所谓的反思“文革”的教训、家破人亡的灾难、痛定思痛的忏悔等理由来解释,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无法真正还原这份精神现象的沉重性。因为巴金在他晚年著述里所努力表达的,不是社会上普遍认同的现象,而是属于他个人的“这一个”所面对的精神困扰和危机。

   巴金晚年著述是一个特殊存在,是当代思想文化领域难得的一份精神自白、忏悔和呼喊的文本。作家在写作中面对种种困难,使他无法用卢梭式的坦率来表述自己内心痛苦。这里有很多障碍:首先作家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忏悔没有明确的倾诉对象,他常常把对象内化为对自身的谴责和惩罚。其次是作家对这种越来越汹涌地浮现出来的忏悔之情或许没有足够准备,因此《随想录》文本内涵前后是有变化的,前面部分主要还是回应社会上各种引起争议的文化现象,而越到后面,他的关注点越接近自己的内心,尤其在完成《随想录》以后的各种文字里,与他早年信仰有关的话题越来越多。也就是说,越接近生命的终点,巴金越想把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话倾吐出来,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再说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的深层含义。再次是巴金晚年经历了“文革”时期的精神危机和“文革”以后的觉醒,他又理性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文化生态远没有可能自由讨论其信仰,这是他在态度上犹犹豫豫、修辞上吞吞吐吐的主要原因。其实,巴金对信仰问题的真正想法,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作家本人也很暧昧,或许他心里很明白,在信仰问题上他是极为孤立的,在现代社会几乎找不到真正的共鸣者,他不愿意自己的信仰再次被庸俗化,更不愿意信仰再次遭到世俗误解与戮辱。爱我棋牌_[官网入口]归纳种种迹象,《随想录》是一个未最后完成的文本,它并没有把巴金想说的话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与其说巴金在犹豫,还不如说他是在等待和寻找。在这个类似等待戈多的漫长过程里,巴金一再祭出“讲真话”的旗帜,不仅向人们提倡要讲真话,更可能是作家对自我信心的一种鞭策。巴金晚年著述更大的动力来自他内心倾诉的需要,希望通过向读者倾诉来化解自己心理上的沉重压力。

  

   一、巴金晚年著述中最隐秘的激情是什么?

爱我棋牌_[官网入口]   “巴金晚年著述”,是本文所拟的一个概念。包括巴金先生在“文革”后的所有著述以及编辑活动,如他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写作五卷本的《随想录》以及《再思录》《创作回忆录》,编辑《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等工作。爱我棋牌_[官网入口]其中《随想录》和《再思录》最为重要。

   《随想录》是一部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著作。它既是对刚过去不久的民族灾难的深刻反思,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惨痛教训;同时也真实记录了作家本人直接参与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各种论争的全过程,成为一部真实保留时代信息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此外还有更加隐秘的含义。那就是《随想录》的书写,是巴金重塑自己的人格,重新呼唤已经失落的理想的努力;写作过程也是巴金的主体不断提升和超越的过程。《随想录》要表达这层含义,远比揭开前两层意义更为艰难。巴金开始写《随想录》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人生七十古来稀,在政治迫害中坚持到高龄已属不易,但是在七十多岁以后还要重新反省自己的人生道路,还要追求一种对自我的否定之否定,应该说,这是他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在写作《随想录》过程中,巴金还遇到另一个挑战:生命渐渐老去。他在这期间多次生病住院,越来越严重的帕金森病让他的手无法轻易捏住笔杆挥洒写字。他既不会用电脑写作,也不愿意口述录音,就这样独自一人拿着一支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如他所说:“的确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管圆珠笔也几乎移动(的确是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写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巴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痛苦的写作生活?他晚年究竟是被怎样的一种激情所支配?

   巴金晚年著述的真正动机,即便是他的同时代人也不太了解,很多人包括巴金的亲朋好友,都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他为什么活得这么痛苦?”社会一般舆论都认为这种痛苦来自巴金对历史浩劫念念不忘,然而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外在磨难以及对磨难的抗衡,都不可能是巴金晚年写作最根本的动力;只有来自他内心的巨大冲动,他自己觉得有些深藏在心底里的话不得不要说出来,同时又不能让深藏在心底的话随随便便地说出来而受到误解,这才是巴金晚年的最大困境。巴金在晚年著述里反复地宣告:“我有话要说。”在《随想录》最后一卷《无题集》的“后记”里,他动情地说:

   ……我的“随想”真是一字一字地拼凑起来的。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在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这段话清清楚楚地表明,写作《随想录》的真正驱动力来自作家内心,巴金的心里有许许多多难以言说的话需要倾吐。为什么说是“难以言说的话”?因为如果这些话很容易说出来,那就用不着这么吞吞吐吐,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巴金早年文风一向是爱憎分明、简洁明白,可是到了晚年反而变得含糊委婉,这一定是有其真正“难以言说”的困难所在。他把这种言说,解释成“欠债要还”,既然欠债,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他究竟欠了什么债?谁的债?又如何还债?他用“十年浩劫”来影射自己内心变化,“十年浩劫”在这里应该是泛指极左路线对作家心理产生的压迫感,他不得不保持沉默,但是当“浩劫”被推向极致,成为全民族灾难的时候,他却觉醒了,有了发出声音的勇气。这里所说的“一些人”或沉默或发声,都是作家自我的指代。再接下来他直接形容内心的挣扎,形容自己要说出真话还是不说真话的纠结,他用了一系列形象的词——话、火、灰、油锅、骨头等,描述他内心斗争的复杂性。“话”是指作家要讲真话,“火”则代表了理性,常言道“洞若观火”,火是一种对世道的通达、透彻的理解。人的理性来自对社会生活的认知,理性会对人要“讲真话”的欲望实行管控,指令他把要说的“话”吞咽下去,藏到肚子里不要说出来。于是“话”就成了“灰”沉积在心底里。可是作为理性的“火”继续在他的内心发酵,因为理性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良知。良知在不断地提醒他:你必须要讲真话,你必须要把藏在心里的话大胆说出来。这样一种思想的自我斗争,理性和良知的斗争,对巴金来说非常之痛苦。他用 “油锅的煎熬”来形容内心挣扎,而“煎熬”的结果,就是这部提倡讲真话的《随想录》。最后一个形容词是“骨头”,不仅指代他被煎熬的身体和内心,更隐含了“风骨”和“勇气”的意义。

   那么,在这一系列被艰难挑选出来的词组所形容的内心斗争过程,指向了巴金最终要表达的意思。他心中有一个最宝贵的东西,想说出来,但又不想轻易说出来,这个东西肯定不是一般的反思“文革”,也不是一般的思想文化斗争,因为这些都是思想解放运动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当时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共中央坚定不移的意志,如果没有这些前提,要推行经济改革路线是不可能的。巴金在《随想录》中许多言论看似尖锐,其实是当时政治生活转轨的信号,被巴金敏锐地捕捉到了。在今天的环境下来看就是一般的常识。正因为如此,关于巴金在晚年著述中最隐秘的写作激情,我们还要从另外的维度去找,那就是他曾经失落的“理想”,这与他一生的奋斗与信仰有关。

  

   二、巴金无政府主义信仰的浮沉

   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详细讨论巴金与无政府主义信仰的全部关系,仅就几个具体的问题做一点简单说明。

   现在学界已经有了定论:巴金早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结论既是对的又不完全准确。“巴金早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定义的依据:无政府主义没有具体的政党组织,也没有约束个人的纪律,仅就他和信仰的关系而言,主要体现在思想接受和个人道德修养,并不是特指某组织系统的成员。但巴金的特殊性在于他是一位作家,在他的自述性文字里,他把自己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描写得很有戏剧性。如他对阅读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与廖抗夫的《夜未央》后的心情描写,以及1927年他收到凡宰特写给他的信以后,发生过一次自觉的“立誓献身”的行为,后来他把这个片段写进了小说《灭亡》。正因为有过这样一些仪式感的描写,我们似乎可以确定巴金早年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

   但是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发展史来看,巴金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又是不够完整的。从他在1920年阅读《告少年》《夜未央》,参加成都的“半月”“均社”等小团体,到1929年他从法国回国,大约十年(即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晚清民国期间,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有几个影响较大的派系,如参加同盟会从事暗杀活动的刘师复一系,偏重于社会政治实践与个人道德修养;与法国勤工俭学运动密切相关的吴稚晖、李石曾一系,偏重于走上层政治路线;有北京大学等高校背景的黄凌霜等人,偏重于无政府主义理论研究;还有一些分散在广东、湖南、汉口等工人集中区域从事工运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区声白、黄爱、庞人铨、施洋等。后三派系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在实践中逐渐被分化,其中有许多人转变为早期共产党人,牺牲了生命。然而巴金不属于这四个派系的成员,他与他的同志们从成都到上海、南京积极办刊和从事宣传等工作,都属于边缘性的自发活动,一直没有进入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核心层。唯刘师复是他最尊敬的前辈,也是他服膺无政府主义的楷模,但是刘师复早逝,没有与他发生实际的联系,倒是刘师复一生献给理想以及严于律己的自我道德约束,后来成为巴金精神的榜样。

事实上我们在判断“巴金早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时,已经排除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实际构成的关系。巴金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经历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他是通过与国际无政府主义大师的思想交流,建构起自己的理想世界。他从阅读克鲁泡特金、巴枯宁、蒲鲁东等著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著述,阅读廖抗夫、斯捷普尼雅克、赫尔岑、妃格念尔等作家的创作与回忆录等,直接从西方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及其理论;第二,他是通过与国际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如高德曼、柏克曼、凡宰特等人的私人通信,直接感受到他们的人格魅力,从而在精神品格上得到提升;第三,鉴于前两个特点,巴金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有相当高的精神站位,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思想基本上来自西方,他是通过与西方大师们、偶像们、先烈们的精神对话来武装自己,而不是从中国政治运动的实际状况出发来总结经验教训,提升自己的理论。因此他对于中国实际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生疏的,也是脱节脱离的;第四,即便如此,并不表明巴金不关心或拒绝无政府主义的实际运动。1928年底,已经获得成熟理论装备的巴金回到中国,他是有心在无政府主义运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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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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